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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章
从苏轼政治生涯看其书法风格的嬗变
发布时间:2011-08-29 浏览次数:4212
内容提要:苏轼的生活以及他的艺术追求随着北宋政坛的变幻而跌宕起伏。他即使胸怀大志的士大夫,又是才高八斗的艺术巨匠,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北宋的时代精神,他的艺术创作有展现了北宋的社会变迁。从书法艺术风格上来说,他的书法引领了盛唐后的又一辉煌,催生了宋代书法“尚意”风格,使得宋代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然而,在这些辉煌成就背后却是苏轼坎坷的生活困境,风云突变的官海沉浮。生活境遇的变迁、政治生涯的跌宕深深的影响着他的艺术创作风格的形成。
关键词:苏轼;北宋政坛;书法嬗变;尚意书风
 
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中,北宋是一个文学艺术创作高度发达的时期,这个时期,民族融合加强,民族文化发展,理学盛行,宋词辉煌,文学艺术的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个绚烂的文化繁盛期,苏轼就如同璀璨夺目的巨星,作为独步古今的全才艺术家和文化学者,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笔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苏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人。他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谥号,文忠。
苏轼是一位罕见的全才艺术家,他是北宋最为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他的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他的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苏轼是无法取代的篇章。他的文学成就举世瞩目,独步古今;他的书法引领了盛唐后的又一辉煌,催生了宋代书法“尚意”风格,使得宋代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然而,在这些辉煌成就背后却是苏轼坎坷的生活困境,风云突变的官海沉浮。生活境遇的变迁、政治生涯的跌宕深深的影响着他的艺术创作风格的形成。
 

一、  平步青云时期的苏轼书法风格

年少时候的苏轼可谓是“少年得志、平步青云”。嘉祐元年(1056年),年仅二十一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屈居第二。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个时候的苏轼受帝王恩宠,得师长赏识,有友人钦慕,飒是春风得意。凤翔三年后,苏轼任期满后,被调回中央担任判官诰院。在苏轼仕途的前十几年,他的仕途还是相对平坦,他对于自己的人生境遇亦是相对满意。
这个时期苏轼的书法特征就是“晋风唐法”,他钟爱王羲之的书法,在题逸少书三首中有语:“此卷有永‘足下还来’一帖。其后云‘不具释智永白’,而云逸少书。余观其语云‘谨此代申’,唐末以来,乃有此等语,而书至不工,乃流俗伪造永祥师书耳。逸少谓此郡难治,云:‘吾何故舍逸而就劳’。当是为怀祖所检察耳。兰亭、乐毅、东方先生三帖,皆妙绝,虽摹写屡传,犹有昔人用笔意思,比之《遗教经》,则有间矣。”[1]由此可见苏轼对王羲之书法的喜爱。
黄庭坚对苏轼的书法风格给与中肯的评价:“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王羲之),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徐浩),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城悬(柳公权)。中岁喜学颜鲁公(颜真卿)、杨风子(杨凝式)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李邕)。”又说:“中年书园劲而有韵,大似徐会稽(徐浩),晚年沉着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盖天资解书,比之诗人,是李白之流”。[2]这两段话基本上概括出苏轼由早年到中年直至晚年的取法途径和书法变化及其特点。
这个时期,苏轼虽说从晋韵,唐代的颜、柳中汲取养分,但是在取舍的方面依旧可以看出他的独到之处。在北宋初期,为了获得功名,不少士人们喜欢随波逐流,趋时迎合时下书风潮流,李建中、王著等人左右了一代人的书风。但苏轼不喜李建中等人,他曾评其书风:“国初李建中号为能手,然格韵备浊,犹有唐末以来衰弊陋之气。”又云:“李建中书,虽可爱,终可鄙;虽可鄙,终不可弃。李国士本无所得,舍险瘦,一字不成。宋宣献书,清而复寒,正类李留台重而复寒,俱不能济所不足也。”[3]苏轼反而将颜真卿作为自己的主要取法对象,在他看来“颜公变法出新意”。他在《题颜鲁公书画赞》中有语:“颜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化,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未易为言此也。”[4]
在“法度”方面,这个时期的苏轼认为:“把笔无定法,务使虚而实。欧阳文忠公谓余,当使指运而腕不止,此语最妙。方其运也,左右前后,却不免欹侧,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绳,此之谓笔正。刘公权之语良是”[5];“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6]苏轼强调法度,强调“通其意”,更强调“新意”,“出新意与法度之中”,出新意并非抛开法度,而是将“意”与“法”辩证的溶为一体。

二、  “乌台诗案”与苏轼书法突变

历来评论家都将《黄州寒食诗帖》看做是苏轼书风突变的标志。而催生这幅作品的事件正是“乌台诗案”。经历过“乌台诗案”后,苏轼对人生价值、社会重新定位,同时他的书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经历了生死考验之后,苏轼开始移情于文学创作、书法创作,从纷争喧闹的政治漩涡中摆脱出来,他有了更多的时间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这个时期,苏轼创作出一生中最高成就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着飘逸萧散、气定神闲的田园诗意,也有着豪放跌宕的浪漫激情。
 
(一)“乌台诗案”事件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二十日,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按照宋代制,新任知州上任后,要想皇帝进谢上表。苏轼在写这份谢表时时有牢骚之语,解表奏上,神宗虽然没有发表意见,却惊动了朝廷。七月,担任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取《湖州谢上表》中语句,以及之前苏轼所做的诗句,弹劾苏轼,罪名就是谤讪新政,而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所做的诗歌三卷,成为了罪证。此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这里所谓的“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历时近四个月,对苏轼而言,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苏轼在《狱中寄子由》里就写过“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他在御史台内遭到严刑拷问,他自认难逃死罪,多次萌发了轻生之念,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写下了“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的诗句。经历近四个月的审问,苏轼承认在诗歌中攻击新法的罪名。御台史以苏轼案情上报法寺,期间,苏轼一干亲友,如苏辙、司马光、张方平等20多人受到牵连。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蒙神宗的恩赐,苏轼被判流放黄州(湖北省黄冈市),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自“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诗风和书风都出现极大的改变。在诗风上,苏轼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在书风上,他的一家风格渐渐成形,书法呈现出起伏跌宕的特点,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一气呵成。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梅花诗帖》和《黄州寒食帖》。
 
(二)、《梅花诗帖》的书法风格
《梅花诗二首》创作于元丰三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出狱后,在被贬谪黄州途中,在麻城春风岭(今湖北麻城浮桥河境内的大安山)上看见一株株明艳高洁的梅花,其时雨雪霏霏,梅英将落,诗人触景生情,显然是从身处荒山僻野、任受风雪摧残的梅花身上联想到了自己。刚脱险境、百感交集,抑制不住内心激愤,不禁自吟《梅花二首》:其一,“春来空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昨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其二,“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梅花二首》作于元丰三年正月二十日,《梅花诗帖》作于元丰三年二月十日酒后,并且只书写了其中的第一首,是苏轼一生唯一可信的大草作品。此贴共6行,28字。前两行还理智控制,章法讲究,平稳自如,随后几行笔势突变,奔放自由如脱缰之马,开阖如钱江潮涌。从小草书到大草到狂草,笔墨酣畅,感情强烈,大有一洗乌台之辱的感觉,直至“半随飞雪渡关山”激情宣泄到了极点。苏轼此贴的书风、笔法和怀素的《自叙帖》甚为相似。这种相似性与苏轼在“乌台诗案”发生之前,对晋人书风的可以摹仿完全不同。可以理解,经过“乌台诗案”事件后,他整个人处于一种极度压抑的状态,由压抑到突然失控,表现为书法艺术,就是这幅狂草作品的大胆反叛精神。
原本苏轼并不喜唐人草书,对张旭、怀素的狂草亦无好感,他曾在《题王逸少帖》云:“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谢家夫人淡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 [7]在他看来,狂草书体只是人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的做法,不符合书法规范和人格建设的标准。
然而,经历了人生的跌宕沉浮,苏轼的人生观发生了巨大变化,艺术思想和艺术观也由此突变。贬谪黄州困顿的路途中突遇的皪梅花,苏轼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通过十多天内心思想火花的碰撞,苏轼终于找到了另一种情绪宣泄的出口。从此, 苏轼一扫晋人笔法,如解开枷锁般让心灵自由地进出“意”的新境界。
 
(三)、《黄州寒食诗帖》的书法风格
《黄州寒食诗帖》在中国书法史上是极富盛名的,后世将其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黄庭坚在此卷后跋题曰:“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8]此帖纵34厘米,横199.5厘米(包括引首、题跋),全贴17行,抄诗2首,126字,原属圆明园收藏,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黄州寒食诗贴》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也就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作,全诗如下: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胭脂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诗写的苍凉惆怅,书法也应和此感,通篇起伏跌宕,稳健而迅疾,痛快淋漓,一气呵成。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表现为线条的变化,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
细品《黄州寒食诗贴》,此帖最大的亮点就是将诗句的内容和书法的笔意高度地统一起来,浑厚天成,自然连缀,随字赋形,随形取势,大小错落,开合张弛,一任情感之流泻,使气脉相通。初始两行,藏锋撇出的第一笔即充满了一种苍凉无奈的意态,此时还算平缓,克制住满腔的激愤,当行文到“萧瑟”与“污胭脂雪”处,情感也到哀婉伤心处,用笔方折劲硬而又回锋收敛。写到诗的第二首,内容与情感都更加沉痛,字势也越来越跌宕起伏。“破灶”两字赫然突兀,使人心惊,接下来笔速愈急,哀痛愈重,到“哭途穷”,悲痛欲绝,至“死灰吹不起”文字与书写皆嘎然而止,似乎折断抑或断裂了。留下无尽的余响荡回在结尾的空白处。
苏轼的其他书帖,都不及《寒食帖》如此的丰富,在笔墨的挥运之中,诗情融入其中,心境和书境合两者为一,萧瑟、灰暗、愤懑的氛围流淌在笔墨之中,实乃“神品”。
 
(四)、终成“东坡居士”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有云:“上终怜之,促具狱,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屩,与田父野老,相従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苏轼自谪居筑室东坡之后,直到晚年,皆使用“东坡居士”之号。
在黄州,苏轼的衣食住行从零开始,自力更生,开垦种地。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名为“东坡雪堂”,从此自号“东坡居士”。在仕途中经历了沉浮的苏轼从人生的不断打击中品味出些许苦涩,也感悟出更深更多的人生价值,从寂寞郁闷中学会深思,从贫寒中开始品味生活。这些世事变迁的经历,让他的文学艺术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在题材上都发生了巨大的飞跃。《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黄州寒食诗贴》、《梅花诗帖》都开始转向大自然、转向对人生体悟和诠释。之后,他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更加显露出来。
 
(五)、 “尚意”书风初见倪端
年少时期的苏轼楷书上承颜真卿,他欣赏颜真卿的创新精神,在他看来“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在没有可以雕饰的创作状态下,创作出来的书法作品才是完美的。在《苏轼全集》里面有很多论断说明苏轼对自然、意趣的追求。如《书张长史书法》云:“张长史草书必矣醉,或以为奇,醒即天真不全。”在醉的状态下张旭书就有种天真烂漫、自然天成之妙。《跋刘景文欧公帖》云:“此数十纸,皆文忠公冲口而出,纵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画,皆有自然绝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迹也。”可见苏东坡对自然的重视和强调。苏轼在《跋王巩所收藏真书》中提出:“僧藏真书七纸,…其为人倜傥,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没人之操舟,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措自若,其近于有道者耶。”把自然观建立在道的基础上,把追求点画的技法上的精到转移到个人意趣的追求上来,这就是宋代的书法脉象——尚意风格。
尚意书风注重的是对主体“我”的体现,对书法的技法有意识的削弱,完成了由法度到精神的转变,借由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其他方面修养来赋予了书法更加深邃的理念,打破了拘泥于法度的框架,拓宽了书法的路径。
经过《梅花诗帖》、《黄州寒食诗贴》的抒怀之后,苏轼也逐渐将自己的感情修炼的更加平实、旷达。他全身心的投入到对书法“意义”的追求之中,真正意义上苏字脱胎换骨的时代到来了。苏轼的书法笔画由轻灵走向了厚重,开始远离晋人的清俊萧散,摆脱了唐人的法度控制,形成了平稳中见险绝,深厚中藏散淡的书法情态。字里行间多了悲哀的情绪,这种难以言表的哀怨愤懑之情,在苏轼的作品中时隐时现,看他的作品,已经不是单纯的看书法作品,而是感受他那股欲扬又抑的矛盾情绪。
总之,由于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苏轼在黄州时期的思想面貌和生活方式也有着相应的复杂性。当时,苏轼的精神状态充满了矛盾、苦楚、无奈和颓废,在苏轼的身上体现着儒、道、释这家思想的交融。儒家的入世精神、老庄哲学和出世的自然精神、佛家的通达境界,这都是当时支撑着苏轼精神世界的支柱。苏轼在黄州的四年生活中,仕途之路似乎已经触底,但是在精神世界、内心世界却因此变得无比强大,文学艺术的灵感如泉水喷涌而出,创作了彪炳千秋的作品。
 

三、  晚年苏轼与他的“尚意”书风

自元丰七年,苏轼恢复名誉,12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职。之后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时兼任侍读。元四祐年,苏轼摆脱了派阀之争,请调转任杭州知事、扬州知事。于元祐七年九月,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此即苏轼从政的最高职位。之后,苏轼又经历了几次起落,然而此时的他对一切安之若泰,坦然面对。即便在放逐儋州的时候,他一贫如洗,仍旧作诗自娱,结交平民朋友,生活虽然凄苦,仍然超然洒脱,自得其乐。元符三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五月,苏轼获赦免于流放海外之罪。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上表请老,上奏致仕。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逝于常州。
晚年的苏轼,动荡的仕途将苏轼潜在的禅宗思想引发出来,他的艺术作品更加的浑然天成。书法用笔随意,笔法灵动,已经到了融会贯通的纯熟境界,散发着禅宗的灵光,标志着苏轼书法的“尚意”书风完全成熟。
 
(一)、佛、道、释通融的哲学观
苏轼从来是以儒家思想来面对人生,以修身为出发点,力图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这也表现在他一生积极寻求建功立业的诉求上。然而,经历了两次“在朝——外任——贬谪”,仕途的坎坷和政坛的纷争让他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进行反思,开始接触大量的佛教经典和老庄哲学,以此来摆脱“乌台诗案”带来的精神上苦闷。他的文学开始表现出归隐、出世的情绪,他开始追求另一种境界,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豁达的精神,在逆境中保持着旺盛的生活情趣和创作激情。
苏轼取佛家的“静心”,去除心中杂念。用他自己的话说,“人能摄心”,一念专静,变有无量感应,便能“待物如我,待我如物”,也只有做到“至静无求,虚中不留”,不留意与外物而与物无求,才能世外淡泊之襟怀,体察万物之情,体会人生之乐。苏轼将接踵而至的不幸看做是万物流变中的短暂现象,始终保持乐观旷达的情绪。
道家思想对其影响更深。他接受了庄子思想中的相对主义理论,站在“道”的高度,以相对的眼光看待这一切,一切顺其自然。他领悟“无用方为大用”的思想,静心养性,处变不惊,面对俗世的纷扰不再患得患失,反而淡泊名利,超然物外。
此时的苏轼,在思想上形成了三教通融的独特哲学观,儒家入世、道家出世、佛家避世的思想都在影响着他,然而,他并没有归于任何一种信仰,反而将这三种思想贯穿于一身,以外儒内道的形式在失衡的社会天平中找到生存的支点,用一种超脱旷达、傲视超然的心态立足于世。
 
(二)、苏轼的“尚意”书论
苏轼的“尚意”书论是中国古代书法理论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他深入地阐述书法的内在本源,研究变革之法,探索发展之路。在书论中,苏轼提出了此前没有的新观点,冲破了唐以来“法度”的严谨性,加深了书法的自由发展空间。他强调对“法度”的掌握,这表现在对传统的继承;他注重变革创新,“自出新意,不践古人”;他注重字外意的把握,凸显字的神采;他注重字外功的修行,要求“技道两进”,加强文修养和道德修养;注重书法的自然状态下的意趣,即“无法之法”。
在书法理论上,苏轼主张变革古法,自出新意,不蹈袭前人而应有独特的艺术成就。他推崇颜真卿的“雄秀独出,一变古法”,柳公权的“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这种革新的论点是北宋中期的时代特征,也是中国古代书法在各种书体完备之后,提出的重大理论。“心存形声与点画,何暇复求字外意。”字外之意是书法本身的技法和形式之外的神采和意态。注重除却形体和形式之外的内在的意境美是宋朝书风的特点。他们注重形上之意,轻形重神,注重主体的情绪感受和主观创造力。
苏轼在评论秦少游草书时指出:“少游今日草书,便有东晋风味,作诗增奇丽。乃知此人不可使闲,遂兼百技矣。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也。”[9]娴熟精湛的技法固然重要,但如果不重视书法的内在特质的研究,不提升思想意识,不注重各方面的修养增进,书法就会偏颇,徒留书法技巧而无思想性。注重探寻艺术的内在规律和书法本体的脉络,技道共同探索才是正确的书法发展观,苏轼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鉴评书法的标准。
总之,苏轼的书法开风气之先,使书法传统中任情适性的一个分支变为代表社会审美的主流。他的书论千古流传,书学思想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学书之人。他所提倡的尚意、创新等主张至今仍是书坛上所倡导的。他改变了自唐以来的书法审美观,改变了原有的评判标准,在书法中更多地融入了创作者的情怀,丰富了书法领域中的书学思想。苏轼不仅以其独到的学书见解影响着同时代的人,而且他对书法、绘画等艺术的深刻思考启迪着他们进行更为广阔的探索。使得许多像黄庭坚、米芾、姜夔等书画文人都成为宋代不可或缺的大家,为中国书法史和文学史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四、结  语

苏轼六十六年的人生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和文化遗产,他的艺术生涯持续了四十余年,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涉猎广泛,在很多领域皆出类拔萃。很少有人如苏轼这般在文学、哲学和书法的领域内全面地展示出独特才华和旺盛的生命力。他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和知识分子最为健全、最为圆融,也最为后人仰慕的一种文化人格的模式,将超然物外,达观自我,关注民生的精神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何千百年来我们依旧如此地喜爱他,如此地敬仰他。(刘海粟美术馆研究部 崔慧娴)


[1] 苏轼,《苏轼全集》题逸少书三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5 第2164页。
[2] 黄庭坚,《山谷论书》《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8.第58页。
[3] 苏轼,《苏轼全集》杂评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5 第2175页。
[4] 苏轼,《苏轼全集》题颜鲁公书画赞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5 第2167页。
[5] 苏轼,《苏轼全集》记欧公论把笔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5 第2206页。
[6] 苏轼,《苏轼全集》跋陈隐居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5 第2173页。
[7] 苏轼,《苏轼全集》题逸少书三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5 第2164页。
[8] 黄庭坚,《黄州寒食诗跋》,《三希堂法帖》,中国致公出版社,1998年19月,第742页。
[9] 苏轼,《苏轼全集》跋秦少游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5 第2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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