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及耄耋老人夏伊乔，中国书画界总会联想到刘海粟，尽管不少人都晓得夏伊乔是刘海粟的夫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她同样是为书画家。从《涼阴琴趣》到《江天一览》，再到《金碧重彩工笔花鸟手卷》，夏伊乔笔下的山水、花鸟或醇厚、或清丽、变化万千种给人以灵动的恬静之感。无怪乎，名宿章士钊在欣赏过夏伊乔的作品后会留下“于今画史属伊乔”的感叹。

    夏伊乔生于一九一八年的上海，现为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自幼钟情绘画的夏伊乔，早年随父母移居印尼，并在当地学习中西绘画与中国书法。由于夏伊乔年事已高，记者最终只得从夏伊乔女儿、友人，甚至是刘海粟的后辈学生中才逐渐汇集起这位女书画家的各种点滴。

    “1940年，父亲为抗日筹款远赴南洋义卖，并在当地结识了小他二十多岁的母亲。当时母亲正习油画，因常常听父亲讲课，进而萌生了敬仰之情。”刘海粟与夏伊乔的幼女刘蟾回忆说，刘海粟豪爽的性格及超凡脱俗的艺术造诣深深折服了夏伊乔，而夏伊乔秀气的书法作品亦令刘海粟赞叹不已。在南洋的频繁接触中，两人互生爱慕，义无反顾地走到了一起。“1944年，父亲在上海外滩12号的工商联谊会举办了婚礼。婚后，虽然母亲承担起照顾父亲的重担，但依然未放弃自己的艺术创作，同时她亦将父亲视为自己的终身伴侣及师长”。

    几十年间，夏伊乔和刘海粟相濡以沫，甘苦与共，她甚至跟随刘海粟十上黄山，在照顾刘海粟作画及生活之余，还忙里偷闲地跟随丈夫研磨绘画。“母亲对于绘画、书法的钟情超出了外界的想象，只要一得间便挥毫泼墨。”刘蟾说，某次客居山东，夏伊乔为了作画甚至将“画室”搬到了浴室，“她在浴缸上放置木板，直接在板上作画，而居室的大书桌则让给父亲”。

    海上画家吴维奇之父吴志宽与刘海粟是挚友，他谈起夏伊乔时肃然起敬，“八十年代中期，我拿着自己的篆刻及书画作品请刘海粟点评，期间也受到了夏伊乔的点拨。夏伊乔待人宽厚，也非常乐意提携后辈，甚至她还为我写了《天风海涛曲未终》的题字”。

    学者文怀沙说，要真正理解刘海粟五十岁以后书画的神髓，就有必要理解艺术家夏伊乔为了做好妻子所作出的牺牲。1957年，刘海粟因坚持自己的艺术创作及教育观点而被划为“右派”，接着又中风，接踵而来的是“三年自然灾害”及长达十年的“文革”。谈及这段历史刘蟾感慨万千：“即使负担再重，母亲亦未轻易卖过一幅父亲的作品。当众多艺术家从噩梦中醒来并重新投入创作时，母亲因父亲年迈而包揽了全职保姆的工作，尽管如此她也未放弃创作。儿时，我们常看到母亲画些寥寥数笔的兰、竹，她的书法也一改恬静秀丽，转而变得更苍劲大气。”

从南洋辗转上海，随刘海粟走南闯北，无论是黄山绝顶、江南春色，抑或是黔北娄山关，夏伊乔这辈子可谓曾经沧海，但每每打开画卷便能令她流连忘返。刘蟾说，夏伊乔这辈子仅办过两次画展，尽管才华出众，但其光芒却完全被刘海粟所遮掩，“有时随手翻阅母亲的作品，我都在想，能追随画坛巨匠半个多世纪，或许对母亲而言便已足够。”

    几年前，夏伊乔病倒了，甚至还从“中风”转为“老年痴呆”，刘海粟的弟子周宗琦某次将师傅手书的“爱”字拿给夏伊乔看，结果夏伊乔竟脱口喊出“刘海粟”。虽然夏伊乔的创作生涯如今被命运无情地中止，但老人留下的旧作却给予后辈们管中窥豹的机会。

    在夏伊乔上海的寓所，记者看到了老人的作品，被章士钊题诗的《涼阴琴趣》赫然在列：画面中，两位幽士在梧桐下以琴会友，而一名童子则站于身后，画中人物温润、闲静，而图中的坡石、草茅却豪纵不凡，犹如琴音激荡，令人浮想联翩。除章士钊的题诗外，画面上还有陈半丁的诗句：“吴兴文采久相钦，下笔生风有会心，妙是涼阴好情趣，何须尘外觅知音。”

    较之《涼阴琴趣》，夏伊乔的旧作中还有三幅1947年仿元代倪云林、清代恽南田笔意的山水小品，其临摹不拘泥于一点一划，而是借笔法、物象抒发自己的清逸灵慧。在旧作《金碧重彩工笔花鸟手卷》中，夏伊乔将锦鸡、喜鹊、桃花、茶花等融于一体，笔墨着色秀雅、层层烘染、一丝不苟，可谓工笔画中佳作。

    采访中，夏伊乔的《黄山西海门》引起了记者的关注，据说这是1954年夏伊乔与刘海粟赴黄山写生时留下的作品。该作品构图气势磅礴，黄山西海群峰壁裂千仞、横绝天地的排空气势一览无遗。尤为珍贵的是，画作中刘海粟的题画：“此卷乃伊乔一九五四年黄山西海门写生，旭日初照、阳光绚丽、松石用笔简练兼到、层次远近十分爽目，平生合作也。”

 

【注】转自《大公报》